改革開放后，水資源與氣候條件更好的東南沿海地區迅速發展。珠江流域尤其是珠三角的崛起，與長三角并駕齊驅，使得南方經濟的分量更加凸顯。
我國經濟已呈現出增長速度“南快北慢”和總量占比“南升北降”的格局。
在上月舉行的“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2018年會”上，國務院參事、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介紹，2013年以來，我國南方與北方之間的經濟增速開始拉開，增速的差距由2013年的0.6個百分點擴大到2017年的1.4個百分點，2017年南方GDP實現52.5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61%左右，是1980年以來占比最高的時期，相應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
而經濟重心的南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也是中國經濟由北至南、不斷開發發展的過程。
重化工業奠定北方經濟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關系處于蜜月期，在蘇聯的幫助下，緊鄰蘇聯的東北地區，在已有的工業基礎上，建立了重工業基地。這個時期，我國的大項目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以及西北等地。
從自然資源角度來看，北方地區的煤炭、鐵礦石、石油等能源資源豐富，這也是重化工業在北方布局更多的一大客觀因素。同時，在鐵路布局方面，東北和華北的鐵路網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有不錯的基礎，到建國后計劃經濟時期，煤炭、鋼鐵等重工業對鐵路需求更大。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介紹，“當時的鐵路主要是貨運，鐵路建設也是為計劃經濟服務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大量的資源、人才往哪里集中，哪里就發展得好。
相比之下，由于東南沿海地處海防前線，重工業、大項目的布局很少，浙江和福建尤甚。
研究表明，在不計港澳臺的情況下，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北方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份額基本上在50%左右小幅波動。從1978年各省份的GDP總量來看，上海和江蘇位居前兩位，遼寧和山東緊隨其后，位居第三、四位，如今的第一經濟大省廣東當時排名第五。
在不少方面，北方曾明顯領先于南方。例如在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城市化方面，上世紀90年代初，北方城區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明顯多于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撫順、吉林、齊齊哈爾、唐山、包頭、淄博等北方非省會城市。現如今的廈門、蘇州、寧波等南方明星城市，當時不過是城區人口幾十萬的中等城市。
福建泉州的謝先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曾到遼寧做生意。他表示，當時遼寧的經濟發展水平比福建“高太多”，“那時候遼寧的城鎮化率很高了，生活水平也很不錯，福建這邊主要住在農村，生活條件差多了。”
但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楊國安表示，這一時期的經濟布局是行政命令的體現，并不符合經濟自身發展規律。例如，三線建設中的一些企業，到了改革開放后就逐漸轉移到自然發展條件更好、交通區位更好的大中城市去了。
也就是說，從更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經濟重心在南方的大趨勢并不會變化。
珠江流域崛起
改革開放后，水資源與氣候條件更好的東南沿海地區迅速發展。珠江流域尤其是珠三角的崛起，與長三角并駕齊驅，使得南方經濟的分量更加凸顯。
丁長發說，在市場經濟下，商品經濟意識濃厚的南方地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再加上華南地區的海外華僑資源，以及東南沿海良好的港口資源和營商環境，南方經濟快速發展起來。
這個過程中，地處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充分利用毗鄰港澳的優勢，經濟高速發展，至上世紀80年代末，廣東經濟總量躍居全國第一，并一直保持至今，GDP占全國比重高達1/9。
此外，浙江和福建等省份的經濟位次也快速提升，比如浙江GDP總量已連續21年位居全國第四，福建近年來GDP總量也穩居前十。
相比之下，東北、華北等地一些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省市，由于體制機制的不靈活，在市場化的沖擊之下，轉型十分艱難。
“在計劃經濟時代，這些傳統重工業城市獲得了大量的要素資源，所以發展得很好，但在改革開放時代，大量的要素資源包括資金和人才等都轉向市場經濟比較活躍、比較有彈性的區域了。”丁長發說。
根據中國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楊開忠教授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南北差距趨于擴大。1977年至2015年，北方經濟份額由49.5%震蕩下滑至41.3%。其中，1999年至2008年期間，全國經濟發展進入新一輪重化工業化，北方經濟份額小幅回升至43.2%。
丁長發也表示，1999年后，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作用日益凸顯。大規模的鐵公基建設對鋼鐵、水泥、石化等重化工業需求量很大，因此大量的投資向環渤海等地傾斜。這其中，作為環渤海省份，在進入新世紀后的幾年，山東曾位居全國第二，并一度緊追廣東。這個階段也一度有“經濟重心北移”之說。
不過，在丁長發看來，這個階段，北方重化工業地區的快速發展只是短暫的輝煌，是政策和大規模固投之下的高速發展，由于缺乏足夠的動力，沒有及早進行轉型升級，因此在快速發展幾年后，就進入到下滑的軌道。
相比之下，由于廣東和浙江等地的市場化程度較高，企業“不轉型就得死”，所以轉型的動力更為迫切，通過數年的努力，近幾年轉型升級成效不斷顯現，高新技術產業和新經濟正引領新一輪發展。比如近幾年珠三角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浙江以信息經濟、智慧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卓見成效。
近幾年，山東與廣東的差距也不斷拉大。2017年，廣東GDP總量領先山東超1.7萬億元。
區域經濟專家、貴州省社科院研究員胡曉登教授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相比廣東和江浙，山東原有的工業基礎比較好，以國有經濟為主，市場化程度不高，但只有市場化程度越高，產業轉型才越靈敏，轉型的效率才會高。
長江中上游增速領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南方的中西部省份的快速發展是南方經濟提檔升級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盡管南方沿海發達地區領先于北方沿海地區，但是南方的中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區整體發展水平不如北方。西南地區山地多，平原少，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滯后，人均GDP一直不高。
但這個格局在近年來出現了明顯變化。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近幾年來，長江中上游地區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區域。尤其是上游的貴州、重慶，中游的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近幾年的經濟增速在各省份中名列前茅。
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經濟增速排名前四的省份均來自西南地區，貴州和西藏均超10%，云南和重慶也都超過了9%，此外，四川以8.1%的增速位居全國第七。
胡曉登認為，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產業結構相比東北、西北等地而言更為豐富，能源與經濟體系的構建較為完備，受近幾年能源下行的沖擊小。此外，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長江中上游地區到長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近幾年產業布局和調整效果不錯，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等，發展勢頭良好。
